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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,直接促成的便是城市的興起,也就意味著建筑的大量興建。在中國,幾乎每一個城市都是一個大工地,有統(tǒng)計說,當今中國占有世界上40%的建筑量。在這樣的背景下,眾多西方建筑師開始來到中國,與之一起到來的,是一個疑問:中國是否已成為外國設計師的實驗場? 事實上,早在四年前,當國家歌劇院選定法國人安德魯?shù)脑O計方案“水蛋”之后,一時間全國上下一片嘩然,此問題應運而生。而中央電視臺新大樓最終選定荷蘭建筑大師庫哈斯的方案,其大膽而夸張的造型、高昂無比的造價加劇了這種懷疑。隨著國家歌劇院的開工興建,懷疑的聲音一度有所低落,但伴隨著國外建筑大師紛紛競得北京奧運場館設計的重量級項目,尤其是2004年5月,法國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發(fā)生坍塌事故,身為設計師的安德魯再度被推上風口浪尖,“中國是否已成為外國設計師的實驗場”的問題又重新被提起。 剛剛獲得普里策建筑大獎的扎哈·哈迪德的一番談話讓這個問題討論得到升級。她坦承,西方設計師的新理念作品在中國有可能進行試驗,在其他地方是沒有可能的,安德魯設計的中國歌劇院是個正在施工的試驗作品。 哈迪德的談話讓原本就對洋建筑師頗有不滿的國內(nèi)輿論感到既興奮又不安,他們一般認為,中國成了西方設計師獨創(chuàng)性的新作品的實驗場有兩個主要客觀條件,一是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國力增強,國外建筑師紛紛到中國來搶市場,另外便是中國崇洋媚外的心理在作祟。但中國的經(jīng)濟實力還沒有達到隨意拿出巨資讓洋設計師搞試驗的程度;而且,新理念作品以結構的新穎奇特為特征,對技術實施和建筑材料提出了難度極大的新要求,從而可能造成安全隱患;更有甚者認為,西方設計師的那些創(chuàng)新作品會模糊中國建筑文化的走向,甚至會把中國建筑文化引向殖民文化的歧途。 |